作者：姜静（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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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新史学蓬勃发展，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逐渐摆脱传统史学的困境，并孕育着新方法与新目标。其中，以英国学者约翰·波考克、约翰·达恩和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他们主张用历史语境法研究政治思想史，以达到对过去历史的准确认知。

一

19世纪英国一些属于辉格党的历史学家，如哈兰、麦考莱等人从辉格党利益出发，以历史为工具来论证或美化辉格党的政治见解，形成辉格史学。辉格史学将历史分为“进步的”和“反动的”两个阵营，认为辉格党人与新教徒是英国历史发展中的主要进步力量，托利党人与天主教徒则为阻碍历史发展进步的力量。辉格史学的观点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扩张的时代背景中形成，长期在英国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

1931年，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猛烈抨击辉格史学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谬误。他指出，辉格史学建立在一条以现在为中心、隐蔽的筛选原则上，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关于历史故事的编纂体系；它以现在为直接参照系，将过往历史争论或对抗双方划分为“进步的朋友”和“进步的敌人”两个阵营，这是一种非黑即白式的两分法，会产生历史偏见。实际上，只要深入研究英国历史进程，就会发现现代英国的政治体制是辉格党与托利党长期斗争、互动、妥协、制衡等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结果，它是历史的产物而非某个政党或个人活动的结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彼得·拉斯莱特在重新编辑17世纪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时批评了辉格史学。他认为，洛克写作《政府论》的动机和意图需要重新解释。其研究表明，洛克写作的《政府论》尽管可以被看作是对社会契约的经典辩护，但如果考察该书的写作语境，会发现《政府论》实际上是洛克对查理二世统治下英国的王权观念陷入特定危机时的一种论辩。

巴特菲尔德和拉斯莱特都曾在剑桥大学担任历史学教职，他们强调关注语境化的历史，并揭示了辉格式历史阐释的局限，这对“剑桥学派”的兴起影响至深。

二

巴特菲尔德是约翰·波考克在剑桥大学的导师，波考克的博士论文即在其指导下完成。波考克延续了巴特菲尔德的研究思路，将政治人物和政治思想置入历史发展的语境中进行探讨。1957年，波考克出版了成名作《古代宪法与封建法》。约翰·达恩和昆廷·斯金纳是同时代人，均于1959年入读剑桥大学，1962年毕业。达恩是拉斯莱特在剑桥大学的学生，他明显受到自己老师的影响。1960年拉斯莱特出版《洛克〈政府论〉导论》，斯金纳读后称，“这确实是一本深深影响了我的伟大作品”。1968年，斯金纳发表了著名的《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批判了传统思想史研究中的三种“神话”。1969年，达恩出版了《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一书。从这时开始，波考克、达恩与斯金纳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强调历史视角与语境主义的研究路径。波考克为古代宪法与封建法研究树立典范，达恩专注研究洛克，斯金纳则潜心研究霍布斯，三人分别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实践这一研究方法，被称为“剑桥学派三剑客”。

“剑桥学派”主张用历史语境法研究政治思想史，认为只有把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还原到自身所处的时代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巴特菲尔德指出，任何个人和事件都只是所处社会整体情景中的一部分，历史人物的思想言行和历史事件的发展走向也是整个历史情境的一部分，历史情境整体决定着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必须复原历史情境，即复原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网。

“剑桥学派”历史语境方法有两个基本预设：其一，史学研究者要用过去的眼光看待过去。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过去，就无法真正理解过去。要想理解过去事物的真正涵义，就必须深入过去的历史时空去考察具体语境，不可凭空立论。其二，相信经典文本或历史人物的“原意”是能够把握的，通过深入考察特定时代的历史语境，就有可能接近“原意”。

那么，历史学家如何才能把握过去的语境呢？具体而言，一个经典文本或历史人物通常处于两种类型的语境中，即“时代语境”和“学术语境”。“时代语境”又分为“大语境”和“小语境”，前者指特定时代的社会形势或思想氛围，后者指影响文本作者的具体氛围。要考察文本和作者的“大语境”相对容易，把握“小语境”则相对较难。因为相当多的历史细节未留下痕迹，缺乏史料记载，要了解经典文本或历史人物的直接氛围缺乏证据支撑。“学术语境”由已有的相关学术观点和范式构成，既包括文本作者之前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包含文本产生后人们对文本与作者的研究。对“学术语境”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典文本的确切涵义。

三

“剑桥学派”的历史语境方法影响了政治思想史研究题材、理论取向与解释框架的变化。关于研究题材，其主张从有限的经典文本扩大到不太出名但的确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从精英思想转向大众话语，关注塑造政治行为群体性、社会性与时代性的思想观念。关于研究对象，其主张从政治理论家转向政治行动者，政治活动的参与人既在行动也在思考，思想言说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关于研究方法，其主张从文本分析转向语境分析，强调经典文本形成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氛围，重视考察当时的言说方式和用词习惯，按照政治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政治思想。

“剑桥学派”侧重以历史的方法而非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思想史，尤其强调梳理、考察经典文本的作者和写作语境，重视对政治思想之主体——“人”的真正剖析；强调要在具体语境中把握政治思想形成与演变的历史氛围，凸显思想的“历史性”。前人的思想行动只有置于具体的条件和环境中才能得以理解，避免用今人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事物，避免用今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实践，服膺“剑桥学派”者日众，但它也暴露出不少缺陷。其一，使用历史语境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掌握一些基本的、核心的相关资料，而在某些定量资料与可靠的语境资料难以把握的领域中，该方法便会遭遇瓶颈。如近代早期，意大利或欧洲政治思想的资料较为充足，但许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统计资料不完善。其二，对一个个政治概念、政治思想家及其著作文本进行微观分析非常耗费时间，并使得结论复杂化且迟迟难以得出。其三，其研究方法很难解释因量变引起的重大政治突变。例如，“光荣革命”导致英国社会思想、结构和制度上的非连续性，而历史语境方法本身不可能对其所叙述的社会进程做出圆满的解释。当历史语境分析无法进行解释时，如同其他类型的史学研究方法一样，最终仍然落入“人类的历史过程是个复杂整体”这一结论的窠臼。

《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22日 14版）